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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药老牛”耕耘不息

发布时间:2019-06-0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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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月20日,结束了在四川隆昌的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,重庆药物种植研究所研究员刘正宇匆匆赶回南川,继续琢磨自己的“新宝贝”川柿。

  中药资源普查是中药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前提。我国先后于1960-1962年、1969-1973年、1983-1987年开展过3次普查,由于时间间隔较长,参加过两次普查的人已是凤毛麟角,算上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,67岁的刘正宇是唯一参加了3次普查的人。

  刘正宇的微信昵称为“中药老牛”,前后跨越40多年的3次普查,印证着这头“老牛”的大半生耕耘。

  要说刘正宇,就不得不提到他的父亲刘式乔,一位老知识分子,解放前曾是国立中央大学学生,先后学习过化学与农艺。

  “父亲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。”刘正宇回忆,学化学是为了国防,后来看到战争里的难民越来越多,没有饭吃,转而学起了农艺。

  重庆药物种植研究所的前身是一个垦区。1942年,29岁的刘式乔来到这里,和同仁们一起把垦区变成了药物种植、研究单位。抗日战争时期,大后方疟疾横行,抗疟药品奇缺,黄常山是治疗疟疾的奇效药,刘式乔便在这里发明了直接插播法种植黄常山。

  受父亲的影响,刘正宇从小就与中药结下不解之缘。童年时,他时常跟随父亲上山采标本,对金佛山的花花草草产生浓厚的兴趣。

  小学六年级时,刘正宇患了脑膜炎,医生摇头、医院拒收,家人只好把他背回来听天由命,全靠一个过路老头的指点,用金佛山上的草药救回了他的命。从鬼门关回来的刘正宇,后来立下了志愿,投身于药用植物研究。

  干这一行并不容易,首先要清楚各种药用植物的特性,还得了解把它们综合在一起能产生什么样的疗效或害处,刘正宇除自己钻研外,也到处找人要方子。

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刘正宇借住在金佛山上的金佛寺(当时叫凤凰寺)。一天夜里,寺庙里来了头野猪,几个和尚怎么也赶不走。年轻力壮的刘正宇及时赶到,把野猪打跑了。一名和尚为了感谢刘正宇,传了两三百条方子给他,刘正宇如获至宝。

  由于父亲患有高血压,刘正宇常常从金佛山上采回重楼草给他泡药酒治疗。1972年的一天,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一位同仁到金佛山找银杉,父亲嘱咐刘正宇,客人远道而来,一定要带他找到银杉,另外顺道把重楼草带回来。不想3天后,父亲因高血压倒在田间再也没有醒来,刘正宇流着泪将重楼草撒进了父亲的棺材。

  父亲没给刘正宇留下什么东西,只托人给他带了一句话:“正宇,党和人民培育了你,无论在什么情况下,你首先想到的应是人民。”这让刘正宇更加坚定了研究药用植物的志向。

  从1975年进入药研所以来,40多年里,刘正宇几乎走遍金佛山的每个角落,每年差不多有200余天在野外搜集标本和调查研究,武陵山、秦巴山、峨眉山、贡嘎山、横断山、金沙江、乌江、神农架、西双版纳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

  野外的生活异常艰辛,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更是难以想象。“吃不上饭是常事,睡觉也得多留个心眼。”刘正宇告诉记者,在野外找到农房借宿是最好不过的,但多半不能如愿,“所以我们常常睡山洞,实在不行就睡在崖壁下面。只要头上不漏雨,抱一团谷草、生一堆火就能入睡。”

  野外的生活也是危险的。几十年来,刘正宇用衣服叠成的枕头下钻进过蜘蛛、蚂蚱、蜥蜴、蛇,他甚至遇到过老虎和黑熊,这些经历记者听着冒冷汗,刘正宇说起来却云淡风轻。

  越是珍贵的植物,越是生活在陡峭的悬崖或绝壁上,刘正宇和同事们经常要徒手攀岩,才能把植物标本采下来。“那时候没什么保护,就是一双手抠着石头缝往上爬,有一次爬上了几十米却下不来了,人筋疲力尽,真想跳下去算了,好在听到悬崖的另外一头有声音,接着往上爬,才捡回一条命……”他饶有兴致地说,对事业的痴痴追求写在了脸上。

  “我不愿做河滩上八面玲珑的石头,要做就做墙上有棱有角的砖。”对于科研工作,刘正宇始终坚持一丝不苟、认线项,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55篇,采集各类动植物标本30余万份,积累了数千万字的原始材料。

  最让人称道的是,刘正宇发现了崖柏。崖柏是世界上最珍稀的裸子植物,1892年,法国传教士、植物爱好者法吉斯在我市城口县咸宜溪首次采集到崖柏标本,回国后被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。之后的百年间,再也没有寻到它的踪迹。1988年,崖柏从自然保护名录中除去。

  1999年,刘正宇带领考察队走进大巴山深处,经过3个多月的艰难寻找,最终在城口明中乡龙门村发现了消失100年的古崖柏。此次发现,促进了我国在2003年批准成立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

  刘正宇的研究也相继转化为成果,造福于民。例如,他发掘出分布在金佛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南川大茶树生长特性和经济价值,让原本三四块钱一斤的大树茶价值飙升到上千元,当地人种植一株茶树就能吃上饱饭;他在酉阳发现了大面积的青蒿野生资源,并帮助当地建立了一座青蒿素药厂;他主持的全国金荞麦(苦荞头)主产区资源调查和金荞麦人工栽培技术项目,为太极集团解决了急支糖浆面临无原料而将停产的难题……

  著作等身,荣誉等身。刘正宇早就可以功成身退,但他觉得自己还有许多没做完的工作,两次主动申请“延退”。如今,67岁的他仍然坚持上山采药。

  这项工作清贫而辛苦,且很多数时间无法照顾家庭,一般人很难坚持长久。刘正宇却说:“因为喜爱,尤其有收获的时候,感觉再苦再累都值得。”

  上世纪80年代末,刘正宇与同事承接了科技星火项目“南川经济植物动物资源调查研究”。3年时间里,他们搜集植物标本5.3万份,查明金佛山上有经济植物330科、1599属、5099种,动物资源523种。在完成项目的最后几个月里,刘正宇仿佛变成一头拉拽不住的牛,废寝忘食、日以继夜地干。最终,专家们评价该项目“规模之大、内容之全,达到国内同项目研究水平之首”时,他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,“我要好好地睡一个月。”

  大概十多年前,药研所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比较低,于是,有人选择到医药企业去谋个技术岗位,年收入数倍、数十倍地增长。

  早在1988年,有德国专家就曾以丰厚的待遇邀请刘正宇去工作。北京、成都的几所高校和研究所也曾抛来“橄榄枝”,中科院北京植物研究所甚至准备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,带着钥匙来请他“出山”。

  面对这些机会,刘正宇却选择了留下。谈及此,他感慨道,当年自己在云南大学求学时,秦仁昌教授把他的名字署在研究成果的后面,以至于人们都喊他“刘博士”,“其实我哪里是博士呢,我当时连学士学位都没拿到。我的一点点成绩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获得的,我必须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,让中药研究更长久。”

  在刘正宇的各种头衔里,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老师身份。如今,药研所许多研究员都是他的学生,他们一直留在药研所为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默默奉献。

  受他影响,儿子刘翔也子承父业,选择到重庆市中药研究院上班,从事中药研究和开发工作。刘正宇说:“我做得还不够,希望儿子帮我接着做下去,让中药研究造福更多老百姓。”

  在中国植物学界有“南北正(振)宇”的说法,说的正是刘正宇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振宇。如今,他们两人正在合作研究“新宝贝”川柿的特性。或许是由于常年在山里行走的缘故,刘正宇仍然眼不花、手脚麻利,干劲不减,“金佛山是座宝库,只要我还能走得动、上得了山,哪怕到了80岁都要继续做下去!”